文/关珺冉
编辑/漆菲
随着哨声响起，四只巨形皮卡丘人偶迈着整齐的步伐、左右摇摆着进入会场。渴望合影留念的人们早就在舞台侧面排成长队。
9月24日-25日，位于北京朝阳门的悠唐购物中心，一场以“协力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民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奥特曼问答环节、与皮卡丘合影以及展示日本花样滑冰运动员羽生结弦的签名，日本在华企业牢牢掌控了吸引普通中国人的“流量密码”。
9月25日，位于北京朝阳门的悠唐购物中心，一场以“协力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民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
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00多家日本企业发起并赞助了这场民间活动。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新闻文化中心主任贵岛善子在现场兴奋地向《凤凰周刊》说道：“这些企业提前一年半就开始筹备了，反复开会商议。直到一周前我们才顺利通过审批。虽然推广时间很短，两天时间内依然吸引到数万名中国民众的驻足。”
9月24日，为期两天的“2022年日中交流节”活动在日本东京代代木公园拉开帷幕。
为了这场活动，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和中国前驻日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共同站台。垂秀夫在致辞中强调了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称其“将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程永华也说：“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这次活动能了解日本的文化和传统。”
以“协力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间纪念活动9月24日在北京开幕。
同一个周末，日本东京的代代木公园内，一场名为“2022日中交流节”的庆祝活动也在进行。一只可爱的“熊本熊”在公园舞台上跳起了中国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大屏幕上播放着上野动物园内大熊猫的最新视频，从云南的过桥米线到台湾的大排鸡、卤肉饭，中华料理遍布会场。这被中国网友评论为“硬核文化输出”。在这场日本最大规模的中日交流盛典上，前首相福田康夫、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也前来捧场。
9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互致贺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发展，愿同岸田文雄首相一道，引领双方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顺应潮流大势，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文雄则称，日方愿同中方一道，着眼下一个50年，推动构筑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共同促进两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招待会现场图
冷暖起伏间，高层寻找首脑会谈契机
9月29日，在东京举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上，岸田文雄并未出席，而是由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在会上致辞。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曾考虑参加活动，但可能鉴于9月较早时候在纽约并未实现日中外长会谈，认为“未形成足够友好的气氛”，因此放弃出席活动。最终，林芳正与在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前首相福田康夫、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人共同举杯。
2022年9月22日，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东京新大谷饭店隆重举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招待会。
“活动现场很安静。结束后中日各方人士一边聊天、一边交换名片。”参与这次活动的日方人士水桥先生向《凤凰周刊》感叹道，“我是见证中日贸易往来的第三代人。有句话说‘富不过三代’，第一代人开辟道路，第二代人修路，到了我们这代，需要通过这条路将中日友好延续下去。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在日中关系上）投入更多精力。”
如水桥所言，三代人经历中日关系五十载，既有过亲密友好的瞬间，也有过波澜起伏的时刻。中日之间的那些敏感问题如同“低气压”，始终萦绕在两国上空。这股暗流曾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干扰到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进一步发展。
1972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高调访华，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1978年10月，邓小平回访日本，与时任首相福田纠夫共同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参观新日铁、松下、日产等公司，提出向日本学习。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高调访华，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朝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日本的对华感观也发生了变化。尤当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日本国民逐渐失去信心，一些右翼分子开始编写新历史教科书。进入新世纪，中日两国关系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不时出现摩擦。2001年至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6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两国不满。
2010年成为两国关系的关键转折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国力发生了逆转。自此以后，中日GDP差距进一步扩大。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日本在安全方面的忧虑不断上升。
在“国力逆转”的过渡期，领土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激烈的争端。2010年中日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促使中国爆发反日游行，两国关系一度跌至谷底。虽说2014年中日基于“四个政治文件”达成重启交流的四点共识，但对于跌入冰点的两国关系未有显著效果。
2018年开始，中美进入“新冷战”格局，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更显脆弱。日本以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和2018年10月时任首相安倍访华为契机，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于2020年春季访日，但由于新冠疫情暴发，中日人员往来被迫中断。
2022年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后，日本的安全政策愈加清晰地“指向中国”。在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岸田花了不少时间针对中国发言：“东海、南海的情况极其严重”“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日本还将中国定义为印太地区的“最大威胁”，呼吁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并在印太地区扮演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角色。甚至出现自民党议员欲强行登钓鱼岛、中日海警船发生对峙等事件。
更让人不安的是，如今岸田政府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蠢蠢欲动。前首相安倍晋三卸任后喊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岸田政府也积极跟随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向中国大陆发起挑衅。
8月5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林芳正刚要发言时，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离场。日本《朝日新闻》解读认为，中方是抗议包括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G7）国家和欧盟在佩洛西窜台后发表所谓涉台声明。原先商定的中日外长会面也被取消。
直到两周后，一场长达7小时的对话确定了重构中日关系的决心，也让冷清的纪念气氛有了些许缓和迹象。
8月17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天津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举行会谈。双方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表达了立场，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为构建中日两国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而努力，并确认将继续对话。鉴于9月29日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政府将开始重新构建中日关系。”9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日本经济界代表举行高级别视频对话会，双方就中日关系以及经贸合作、应对全球经济金融挑战、气候变化、老龄化等广泛议题对话交流。
李克强指出，经贸合作始终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方愿同日方推动两国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提质升级。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挖掘地区经济增长潜力。中方将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下有序增加中日之间直航航班，进一步便利双方人员往来。他还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9月28日，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在出席前首相安倍晋三葬礼期间，与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举行会谈，双方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节点，确认了旨在稳定两国关系的立场。
多家日媒称，中日两国高层官员正在努力寻求机会，希望能在11月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举行中日首脑会谈。过去三年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日本首相的对话仅有2020年9月与前首相菅义伟、2021年10月与岸田文雄的电话会谈。
针对中日首脑会谈事宜，松野博一9月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决定”，日中之间正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对话，今后也将持续对话。外界期待，随着两国首脑实现会面，横亘于中日之间的石块或将能尽早移除。
一系列交流活动唤起50年交往点滴
9月29日纪念日当晚，在东京歌剧城音乐厅的纪念活动上，身穿黑色皮鞋、深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的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在一片掌声中登场。他不仅在现场大秀中文，还向支持他的粉丝说道：“将在未来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做出贡献，并将继续挑战四周半跳。”
9月29日，羽生结弦在东京都新宿区出席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庆典。
年初的北京冬奥会上，羽生结弦以一己之力“拉动”了中日关系。2月20日，羽生结弦在花样滑冰表演赛中的曲目是《春天来了》。表演中他亲吻冰面的那一刻，让粉丝感动又心疼。有评论说，“羽生的出现意味着春天来了，是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
为了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各式各样的民间交流活动陆续举行。
早在6月8日，一场好事多磨的影展《永远的邻居》在北京世纪坛开展。《凤凰周刊》记者在展览的“前言”部分看到这样一段话：“五十而知天命。作为永远都搬不走的邻国，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永远的邻居——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摄影展》
这次影展提前半年就开始筹备，采取社会征稿和定向邀请方式征集了近两万幅照片，最终展出了202幅作品。其中，酷爱摄影的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分享了照片《熠熠生辉的角楼》。与其并排展示的是前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拍摄的日本山梨县河口湖町。
202幅作品也唤起中日50年来民间交往的点滴。例如在邦交正常化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蜜月期，高层互访使得民间交往有了广阔空间。其中有展示1972年9月，在东京高岛屋百货商店的橱窗前，日本市民观看毛泽东和田中角荣的肖像以及庆祝中日复交的横幅的照片。而到了80年代，不少日本战争孤儿抵日寻亲。这些在战争中被遗弃的日本孤儿多数被中国养父母抚养成人并成家立业。
即使两国政治关系处于摩擦乃至急速恶化时，民间交往也从未中断。50年间，中日两国共缔结约260对友好城市。人员往来规模由邦交正常化之初每年不到1万人次，增加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1200万人次。中日之间的航班数也从1987年刚通航时的每周54航次增加了22倍多，达到1250航次。双边贸易额则从10亿美元增至如今的3700多亿美元。
然而疫情三年间，中日民间交往几乎全面阻断。9月21日，日本民间智库“言论NPO”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67.1%的日本受访者不知道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43.9%日本受访者对当前的日中关系感到不满，还有四成受访者认为应尽早实施两国领导人互访。
近一段时间，已经84岁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席了各种纪念活动，他感慨道：“中日邦交正常化都已经50年了，今天还需要我们这些80多岁的老人登台来推动两国关系，内心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日本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他向《凤凰周刊》直言：“见到的人几乎都是老面孔，缺少新鲜血液。日中关系不能只靠研究日中问题的专家来解决，我们需要各领域的人士一同来理解、讨论。”
近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长女田中真纪子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透露，自己已被邀请去清华大学演讲。同时她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到她父亲的故乡新潟县举行纪念活动。田中角荣被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他于1993年去世后被埋葬在新潟县的田中家族墓园。
在田中真纪子看来，外交关系到的是人，以及你是否能发展出个人关系并在必要时进行沟通。“能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家并不多。”
“目前看不到两国政治关系改善的希望，但我正在推动民间的深入联系。”田中真纪子坦言，“如果商业、科学和文化交流得到更多的推动，两国之间会产生一种亲密感。”
日本将于今年10月11日起全面放开入境游，取消一系列防疫而采取的边境管控措施，重振旅游业。时隔三年，中国游客也开始期盼能够赴日旅游的那一天。
43年对华援助落幕，对华合作远未结束
伴随邦交正常化而来的还有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北京冬奥会期间，持续了43年的ODA项目静悄悄地落幕了。
今年2月，江苏省宿迁市东北部的沐阳县，25岁的日本青年矢部紬正在教授最后一学期的日语课。2019年，矢部紬从东京女子大学国际社会学系毕业后，作为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被派往中国。
1965年，日本创立了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派遣志愿人员。1974年，实施ODA项目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成立后，青年海外协力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我对世界文化和日语教师的职业很感兴趣，在校期间学习了国际关系。为了被派遣出国，我一边报名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班，一边参加日语教师的培训课程。”矢部紬说。
矢部紬所前往的建陵高中有2000多名学生学习日语，占到全校学生的四成以上。但在她之前，这里从来没有日本老师。课堂上，一半以上学生来自周边农村地区。她说：“很多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由于缺乏条件学习英语而致基础薄弱，转而选择用日语参加高考。”这里的学生十分刻苦，每天从早上6点30分到晚上10点都在学校，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时间。
由于疫情，矢部紬曾返回日本一年多，直到去年下半年等来重返中国的机会。她回到学校，完成了最后8个月的教学工作。临别前，学生在给她的留言中写道：“今后也要多多联络哦。”
“我感到有些遗憾吧。要是之后还能有日本志愿者来就好了，这样可以进行深入交流，也能让这样良好的关系持续下去。”矢部紬说。伴随她的任期结束，日本对华ODA项目正式画上句号。
JICA向中国派遣青年志愿者始于1986年，至今一共派遣了850人。“不只是派遣到中国，我们的志愿者也被派往全球100多个国家。他们经过面试审核，在被询问过想前往的国家后，再参照申请国提出的需求进行分配。”JICA中国事务所所长佐佐木美穗向《凤凰周刊》介绍说，“日语教师是派遣人数最多的职业，其他还包括护士、幼教、棒球老师等。”
在佐佐木的记忆中，2000年前后是JICA中国事务所最鼎盛的时期，当时职员有60至70人，而今仅剩8人。“其实预算最多的时期是在1990年代后半期，但因为真正执行的时候已经到了2000年初，所以当时的人数最多。”
JICA中国事务所所长佐佐木美穗
“远亲不如近邻”是她对这43年来日本对华援助的总结：“中日距离很近，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两国可以互相提供帮助。日方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情在中国开展工作。我相信，中方也抱有同样想法与我们合作。”
3.66万亿日元（约合2551亿人民币），是43年间日本对华ODA项目的总额。
这其中，对华日元贷款达到3.3165亿日元、无偿援助为1576亿日元、派遣日语教师等技术协助方面的资金为1858亿日元。关于日元贷款，中国最后的还款期限为2047年。
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参与。
中日友好医院
日本的对华ODA是从1979年12月时任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开始的。为了打消外界的顾虑，大平正芳当时发表了对华ODA“三原则”：第一，不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援助和合作；第二，跟亚非各国（尤其是东盟国家）的项目不会受到影响；第三，日中关系不是排他性的，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协调之下才合作的。
中日之间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定在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前身），主要是从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宝钢从日本引进干熄焦技术后，成为国内首家采用这一技术的企业，之后将该技术传播到全国各地，为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迈出第一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萍曾向《凤凰周刊》评价：“日本将当时最先进的沿海一贯式钢铁生产方式引入到中国，不但让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还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把中国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模式都改变了。”
当时，中国对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制定的产业政策表现出强烈兴趣。曾在经业省工作过的日本学者津上俊哉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当时日本的产业政策残留着战前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容，比如产业界团体一体化、国民抱团来达成业界目标、制定国家总动员体制等。
虽说大平正芳促成了日本对华援助，但他不无悲观地看到：“现在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30年、40年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结果一语成谶。
这一时期，1981年的“宝钢合同变更问题”、1982年“教科书问题”、1985年“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987年“光华寮问题”等涉及经贸、历史、台湾方面的敏感因素不断发酵。虽然中日此前达成的基本共识及日本对华ODA政策未被撼动，政治隐患初现端倪。
1989年之后，一部分日本政府人员退出ODA项目，但并未中止其援助政策。1992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制定了集大成的《日本ODA大纲》，政治色彩加深。1995年8月，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冻结了除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和民间援助以外的所有无偿援助，援助金额也从1994年的约78亿日元骤降至约5亿日元。而当1996年中国声明暂停核试验后，很多无偿援助又逐渐恢复了。
中日国力的逆转在21世纪初逐步体现。1999年到2000年跨世纪之际，中国军费突破千亿，“对华ODA毕业论”呼声在日本变高。围绕“ODA项目要不要叫停”的争论一直未停。日本ODA项目曾以1400美元的收入为界限，中国人均收入在2003年达到1090美元，之后两三年便达到上限。
2004年夏天的亚洲杯足球赛上，日本夺冠、中国获得亚军。同一年，日本国会派遣议员赴华实地考察，之后决定终止有偿援助的部分——日元低息贷款项目。2005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在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贷款，但仍保留向中国提供以节能和环保为主的技术合作。
直到2018年10月23日，日方宣布，对华持续近40年的ODA项目将于年内全盘告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时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通过ODA以及民间投资，与中国一同前行。”
当时，时任JICA理事长北冈伸一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如果觉得还能从日本找到值得学习的地方，完全可以继续开展合作。”如其所言，今年3月，JICA并未因ODA项目的终止而停止对华合作，而是保留了作为执行机关的中国事务所。
今年3月，JICA并未因ODA项目的终止而停止对华合作，而是保留了作为执行机关的中国事务所。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JICA参与了第一次日本包机援助物资的工作。1.5万个口罩、5万双手套、8000个防护镜、2000个医疗口罩、50套防护服被送抵武汉。
而根据2022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倡议，JICA也在就解决老龄化问题与中方展开合作。“我们曾在北京、江苏、浙江、陕西等四个地区开展针对老年人看护的人才培养计划。虽然上述项目已经结束，但我们仍在帮助相关机构培养看护人才、促进该领域的人才交流。”佐佐木分享道，“对于日本来说，老龄化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跟中国不断交流，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解决。”
“无论两国关系如何，我的职责是保持经贸合作”
近年来，关于“日企减少对华依赖”“日企撤出中国”等论调在网上屡次出现。但根据中国日本商会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2年白皮书》，关于未来一至两年业务发展方向的调查中，回答“扩大”在华业务的日企占比40.9%，较上年增加4.3个百分点；计划缩减业务或离开中国市场的仅有3%至4%。对比因新冠疫情而业绩陷入低谷的2020年，在华日企2021年度的业绩也有显著恢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北京代表处所长、东北亚地区总代表高岛龙祐认为，近年来日企海外投资之所以在东南亚变得活跃起来，主因是中国不再是拥有低廉劳动力的国家了。“但由于中国市场仍然庞大且重要，日企在投资时仍会优先考虑中国。”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北京代表处所长、东北亚地区总代表高岛龙祐
2005年，高岛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日中经济协会”驻北京办事处工作。“日中经济协会”成立于1972年11月，致力于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关系。当时的高岛，主要负责帮助日企进驻中国，并与中国各地政府部门对接。
他至今记得，2006年在东京参加第一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时的情景。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讲话中提到：“在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面临困难的形势下，双方加强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两国民众进一步增进对中日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共识，增强两国的共同利益纽带，从而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为期三天的论坛上，280多名中方代表与500余名日方代表围绕节能、环保等领域进行广泛交流。最终，中日两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自此以后，“将节能环保技术引进中国”成为高岛的重要工作之一。
回溯两国贸易往来，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前就已开启。1962年由中方代表廖承志和日方代表高崎达之助牵头，两国签署《发展中日两国民间备忘录》（简称“LT协定”，以两人姓氏首字母命名）。
